四川在线记者 吴平 文/图
汉代的竹简需要重复使用，很多读书人随身挂着一把铁刀，就是为了把之前的墨迹刮掉，这在汉代画像砖上可以找到对应物。
汉代的成都列入五都（洛阳、宛城、临淄、邯郸、成都）之一，是当时不折不扣的“一线城市”，它的繁荣和铸铁业的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。铁制品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应用？
5月16日下午，在成都博物馆学术报告厅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、考古文博学院副院长李映福带来了一场“汉代临邛铁工业与天府之国”的讲座，为“列备五都”特展划上圆满的句号。
中国经历了陨铁利用和人工冶铁两个阶段，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，中国开发出了生铁（液态）冶炼技术，比块铁冶炼具有产量大、成本低、器型丰富等技术优势，从此世界冶铁形成了块炼铁、生铁两大技术的分野。
考古发现的全国汉代冶炼炉有40多座，成都的冶铁遗址分布在蒲江铁牛村、蒲江古石山、邛崃铁屎坝等。成都平原更是早在战国中期的墓葬就出现了斧、凿、镰、锸等铁器，战国晚期至西汉初，铁器数量大增。蜀国的冶铁技术有两个方向的猜测，一是本土产生，二是从中原传来。《史记 货殖列传》记载卓文君的家族当初就在赵国冶铁，后来秦国攻破赵国。卓氏主动请求迁到汶山之下的沃野，到了临邛后即“铁山鼓铸”，运筹策，倾滇蜀之民。不过，结合秦灭巴蜀后迅即在蜀郡设立铁官这一细节推测，蜀国本土曾有一定的铁器生产能力。
临邛在秦代时，因铁矿资源和竹木等冶铁燃料资源丰富，成为巴蜀冶铁的一大重要基地。卓氏、程郑等秦国迁入临邛的手工业者带来了中原地区的先进冶铁技术，使巴蜀冶铁业迅猛发展，冶铁水平全国领先。西汉时，临邛设置铁官，冶铁业进一步发展，可以称得上冶金之都。
至西汉中期，铁器在成都平原已在农业、手工业、兵器、水利等方面全面普及。铁器的应用彻底改变了许多领域的传统面貌，极大促进了成都平原的高速发展，为成都地区由“夷狄之邦”跃升为“天府之国”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李映福认为，匈奴之患能在汉朝终结，跟铁制武器的普及有关。“青铜剑不能做的太长，可能顶多30公分，而上好的铁制剑能长达一米多还不易折断，这就在战争中有了优势。”铁制工具也极大便利了石门隧洞的打通、桥梁建设、井盐开采等，由此才有了大规模的出川通道，包括丝绸之路的畅通，以及工业、民生等产业的发达。几年前，广汉曾出土一个重达1吨多的西汉时期的铁桥墩，其延展性等工程参数不逊于当下的桥梁构件；蒲江出土过一个重达200公斤，用来煮盐的铁缸， 口径达131厘米。
“技术传承不易，丢失却很容易，在大炼钢铁的时代，很多地方用的就是延续几千年的土高炉，失败案例竟数见不鲜，冶铁的技术含量可见一斑。”李映福说道，如今，冶铁技术追求仍无止境，有些单品既需要韧性，又需要硬度，比如一把小小的指甲刀，好用和不好用之间，不仅是价格、品牌问题，也有赖冶金技术的精益求精，有赖工匠精神的传承。
